审议现场人大代表张伯礼哭了 究竟原因是什么？

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5月22日上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2日下午，记者专访前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解读这一立法的意义。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的刘兆佳，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港府智囊的首脑，长期致力于香港问题研究，对香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受访者供图

 

对香港态度审慎乐观，港人会明白动乱无益

 

新京报：此次全国人大审议涉港决定草案，你怎么看？

 

刘兆佳：从去年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已可看出中央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强烈决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针对香港的法律，意在通过果断、强力的手段平息香港动乱，这充分显示国家维护对港主权、防范特区管治权落入敌对势力手中的决心。同时，香港立法会内程序冗长且冲突众多，《基本法》第23条即使成功立法，有效性和力度也不可期。

 

新京报：在前几年，你曾提出“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港独’已经萎缩了很多”等看法，如今你还是这样想吗？

 

刘兆佳：前几年，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到了今天，真正相信香港能够成功走向“独立”的香港人仍然不多，“港独”作为一股力量并不强大，更多的人往往以认同、同情“港独”作为宣泄不满的手段。香港去年爆发、迄今尚未完全平息的动乱，无疑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秩序。一些香港人在仇恨、恐惧和偏执的驱使下失去了理性、包容，甚至公然从事违法和暴力行径。

 

这场动乱并非完全来源于香港内部因素，更有着特定大环境。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对香港未来的局势发展需要有新的角度。现在香港存在反共反华势力和爱国力量的不同阵营，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斗争激烈。

 

不过，我对香港的态度仍然是审慎乐观的。一方面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大局出发，中央必然会采取有效措施来匡正香港的乱局。另一方面则是香港人最终会从“集体失智”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明白长期动乱对自己有害无益，对延续“一国两制”不利，从而恢复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所应有的理性和务实精神。

 

香港问题症结不在年轻人，在于反华势力

 

新京报：你觉得香港部分年轻人对内地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无视内地的发展，坚持认为内地“错误”，这从社会学上应该如何解释？

 

刘兆佳：香港不少年轻人从未踏足内地，他们对内地的态度和认知往往来自父母、长辈、老师、意见领袖、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和朋辈同侪。即便在回归后，香港在教育、法律、专业服务和媒体等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反共反华势力和声音；视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大行其道；国民教育缺位、放任资本主义社会所衍生的各种社会不公不义现象；以及香港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上流机会，不足以满足这些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人的需要等，令年轻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不断攀升。

 

不少年轻人在反共反华势力的引导下，倾向于把个人的不满投射到特区政府和中央身上，甚至把内地同胞当成危害他们和香港利益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薄弱，不对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感到光荣，反而视之为威胁。与此同时，他们感到无论在香港或内地，他们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从而引发对个人前景的担忧和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为通过把香港与内地分隔或隔绝，把所有香港能够提供的机会留给自己便是最佳出路。“港独”和各种分离主义便从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对于国家的发展，部分年轻人在缺乏足够了解、分析和比较的情况下，无视中国过去的屈辱历史和落后情况，不清楚、甚至贬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成就，用西方所谓的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来衡量国家民族进步，从而狭隘地得出对内地非常负面的印象。

 

新京报：你觉得香港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是年轻人没有出路吗？

 

刘兆佳：香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年轻人的问题，而在于长期存在于香港的反共反华势力和为他们呐喊助威的外部反共反华势力。他们不接受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诠释、否定中央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接受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坚持要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不断挑起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斗争和试图把香港作为插手内地政治的基地。他们简单幼稚地相信，由于香港对国家的经济价值极为重要，中央会因为害怕香港发生动乱而会屈服于来自香港人的民意压力。他们更盲目相信美国和其一些西方盟友是他们的保护神，中央会因为惧怕中美关系受损和香港受到美国的制裁和伤害而不敢对他们动手。

 

香港的年轻人缺乏发展机会当然引发他们的愤世嫉俗之情，但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却颇为成功地把那些负面情绪引导到对抗中央、特区政府、爱国力量和内地同胞的方向，对香港的稳定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构成冲击。

 

香港经济发展并不逊色，人均收入仍超内地大城市

 

新京报：你觉得，当年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什么？

 

刘兆佳：香港当年乃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经济腾飞最早。跟其他三小龙不同，香港的经济奇迹无需依靠港英政府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港英政府奉行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策略，极不愿意也缺乏能力介入经济事务。在香港经济腾飞的前夕，大量资金、人才和技术工人涌到香港来，再加上香港原有的工业基础、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西方世界在二次大战后推行自由贸易，香港很快便获得了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并以出口工业产品带动经济增长。在香港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一些方面发挥了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为香港稳定地提供粮副食品、日常生活所需和饮用水。

 

新京报：香港回归时GDP接近内地GDP的五分之一，20多年过去了，香港已经被内地很多城市超过，这也是很多港人不能接受的地方。这能说明香港在这20年没有发展，甚至退步吗？

 

刘兆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展开，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高兴和自豪。香港既然已经是一个颇为成熟的经济体，其经济只能以中低速增长乃不可避免的事。当然，那些怀抱反共反华心态和那些对内地同胞怀有“优越感”的香港人肯定觉得不是味儿，甚至产生某种逆反情绪。

 

不过，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逊色。虽然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被若干内地大城市超过，但香港的人均收入仍然超越内地大城市，而且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仍然发挥着内地大城市难以发挥的独特作用。

 

香港20年未能把握好机遇，对深圳关注不足

 

新京报：你觉得，20多年来香港错失过哪些机会？

 

刘兆佳：如果香港回归后不是面对着政府管治艰难、政治内耗、部分香港人对中央和内地的抵触情绪、政府政策思维保守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固步自封和一己之私等问题，香港其实可以大大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让香港得以有一个更多元化和广阔的产业基础、拥有更多的高新技术和高增值的产业；香港也可以趁机为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居住环境和向年轻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多做一点工作；香港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经济上提升自己、增进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和改善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

 

回顾过去20多年，香港的确没有把握好各种其他地方艳羡不已的发展机遇，反而往往把机遇拒之门外。

 

新京报：深圳的诞生源自香港的存在，但是一些香港人对于深圳的崛起态度暧昧，港深机场联络线进展缓慢、港珠澳大桥没有连通深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兆佳：深圳过去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与它毗连香港有密切关系，这正是邓小平先生在香港旁边搞一个经济特区的原因。不过，长期以来，香港人对深圳的关注不足，看不清楚深圳的发展对香港的启示、好处和挑战何在。过去很长时间，当想到香港与内地合作时，很少人会想到港深合作。更大的问题是，不少香港人还是热衷于面向西方、崇尚西方，对强化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不积极，甚至担心过度经济“融合”会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危害香港的经济利益。

 

港珠澳大桥之所以没有联通深圳，是因为部分香港人担心货物会因此而绕过香港而从深圳直达珠江西岸，对香港不利。港深机场联络线进展缓慢除了因为担心深圳机场的竞争外，也担心成本效益不足而成为“大白象”工程。

 

只要中国不断发展，香港仍受资本青睐

 

新京报：香港在城市治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有哪些是值得内地城市学习的？

 

刘兆佳：时至今天，香港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中央和内地城市也肯定了这一点，因此来香港“取经”的内地各类代表团络绎不绝。内地城市化迅猛发展，对现代化城市管理的知识和经验的需求很大。香港在交通运输、治安、廉政、楼宇、法治、监管、仲裁、医疗、福利和服务供给、公益慈善、救灾、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等方面的管理和工作还是值得内地城市借鉴的。可惜的是，过去一年来发生的特大暴乱和过去几个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损害了香港繁荣稳定的根基。

 

新京报：年初穆迪下调了香港的评级，你对香港的前景如何看待？

 

刘兆佳：穆迪调低对香港的评级，反映了西方投资者对香港政治局势的忧虑和对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质疑，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些顾虑。当然，我认为他们把问题过度夸大，甚至对香港存在偏见。

 

目前而言，穆迪此举产生的心理影响比实际影响为大，主要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财政状况相当健全，举债的需要很低。再有，尽管香港经历了超过一年的动乱，香港的金融状况仍然稳定，金融体系运作正常，外来资金仍然不断进入，只要中国不断发展，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仍然会得到各地投资者和人才的青睐。投资者最关心他们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和得到保障，他们会依靠他们的实际经验和商业盘算来作出决定，不会太受评级机构的影响，更何况那些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和可靠性也不是那么高。那些评级机构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差劲和自私的言行人们仍历历在目。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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