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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传染链延长到22人是怎么回事 传染源找到了吗?

   日期:2020-05-13 15:16:58     浏览:63    
核心提示:5月13日一早,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通报,5月12日0-24时,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全部为此前舒兰市确诊病例产生的关联病例。


舒兰传染链延长到22人
 
1、舒兰传播链跨吉辽两省致22人感染,为何查清传染源这么难?

5月13日一早,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通报,5月12日0-24时,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全部为此前舒兰市确诊病例产生的关联病例。至此,舒兰市的这条传播链已跨吉辽两省,共导致22人感染,传染源仍未查明。

近一段时间,黑龙江、吉林、湖北,多地接连出现本地确诊病例。此前,吉林省已将舒兰市的疫情风险划分在两天内连升两级,从低风险变为高风险;但吉林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仍保持在较低的三级响应。公众该如何理解各地的应急响应和风险等级提示?如何理性看待出现本地确诊病例背后的风险?

应急响应、风险等级,哪个更靠谱?

5月9日,广东省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降至三级。至此,全国仅有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湖北、西藏6个省(区、市)保持二级响应,23个省(区、市)已将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青海、新疆则为四级响应。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特别重大级别以下的应急处理工作,依次由地方(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一般来说,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有所降低。但在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近期并未出现本地确诊病例的北京市、上海市,仍保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出现聚集性本地确诊病例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响应级别却为三级,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表示,各省的应急响应级别,是各省份对自身疫情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后设置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某个省份的三级响应状态未必比另外一个省份的二级响应状态更安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相比,各省份发布的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划分更具现实意义。

从3月开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的要求,全国各省份均已根据疫情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综合考虑人口数量、新增和累计确诊病例数等因素,以县(市、区)为单位,划分为低、中、高风险区,实行动态评估调整。低、中、高风险区实施的防控策略次第升级,分别为“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严格管控”。

5月8日,吉林省舒兰市通报一例本地确诊病例,全省连续73天无境内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被终结。5月9日,舒兰市从低风险区调整为中风险区;5月10日,舒兰市本地确诊病例再增11例,被调整为全国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地区,防控措施也随之升至最高级别。

疫情凭空而来?还原真相很讲技术

根据吉林省政府通报,在这一波本土疫情中,自通报第一例本地确诊病例以来,截至5月13日0时,吉林市已确诊本地病例21例;另有一例关联病例波及辽宁省沈阳市。由舒兰市第一例本地确诊病例向下摸排,目前已找到确诊病例20例、密切接触者367人;但向上溯源还没有进展,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感染来源。

“新冠肺炎不可能凭空而来,‘传染源不明’只能说明防控还没有做扎实,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仍有改进的空间。”姜庆五说,这种情况下,各级疾控专业机构应向舒兰市提供支援,从流行病学、病毒基因分析等层面,追溯当地聚集性病例的感染来源,“如果这些工作做扎实了,会有结果的,有了结果就能部署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5月11日,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组长高材林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家疾控中心的流调专家已于5月10地抵达舒兰市,吉林省也派出了多名疾控专家,与吉林市、舒兰市的疾控人员整合编组,分成7个流调小组,利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等多种手段,对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展开全方位流行病学调查。目前,已追踪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290人,均已按要求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姜庆五说,应该正视部分地区基层疾控力量薄弱的问题,当这些地方出现小范围的疫情反复,国家应及时调动专业力量进行支援,结合在当地实行严格管控,在早期尽快控制疫情的发展。

“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工作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但其实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姜庆五举例说,在做流行病学调查时,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可能很难分析发现疫情在空间、时间、人间方面的隐秘联系。比如,“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因人而异,时长差异很大,具有很强的隐匿性,先发病的人未必就是一代病例,如果不能及时甄别、还原疫情的真相,很可能就会带来具体防控措施的偏差”。

无本地病例就安全吗?防控弦仍要绷紧

多地接连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再次撩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不少人担心会再次出现疫情反弹。但本地确诊病例,甚至“传染源不明”本地确诊病例的出现,并没有让姜庆五感到十分意外。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种情况的出现。”姜庆五说,目前全球多国暴发严重疫情,使我国面临着复杂、巨大的疫情输入压力;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随着人员流动性、活动范围的增加,出现本地确诊病例的风险也必然会增加,“这也再次提醒我们,还远没有到刀枪入库的时候,疫情防控的弦还是要绷紧”。

此前,黑龙江省出现的聚集性疫情,通过院内感染等扩散至辽宁、山东等地,先后导致近百人被感染,但在各地多种措施的严密防控下,疫情最终得到了有效控制。专家认为,这恰恰说明了目前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

“很多地方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新发本地确诊病例,但这并不代表疫情的结束”,鉴于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姜庆五说,“在一段时间内,疫情出现局部反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公众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来看待,不必为此过度恐慌”。就目前的形式来看,吉林省舒兰市和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本地确诊病例,仍然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这是疫情的反复,而不是反弹”,姜庆五认为,只要各方能够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出现疫情大范围扩散的可能性并不大。

“平时要勤洗手,在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坚持佩戴口罩,尽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姜庆五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进入常态化,公众仍要在较长时期内对新冠肺炎疫情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来源:健康报


2、国家卫健委:散发病例引起聚集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定于5月13日15时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情况,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回答媒体提问。
 
国家卫健委发言人:5月12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均与此前聚集性疫情相关。目前国内疫情形势总体稳定,但是散发病例引起聚集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

3、大学封控,情侣隔栅栏手紧握半小时

近日,江苏苏州。某职业大学实行封控管理,开学第二天,一对情侣在学校铁栅栏旁紧紧握手半小时,恰巧被正在打电话的同学看到并记录下来。网友评:羡慕,青春就是这样。

4、中国向缅甸捐赠近7吨抗疫物资,包含检测试剂及医用防护服

新华社仰光5月13日消息,中国政府捐赠缅甸抗疫物资交接仪式13日在仰光的缅甸卫生和体育部医学研究司办公大楼举行。
 
此次捐赠的医疗物资近7吨,包括15万份核酸检测试剂和1.8万套医用防护服。中国驻缅大使陈海和缅甸卫生和体育部医学研究司司长佐丹吞等出席交接仪式。
 
佐丹吞表示,从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来看,缅甸目前确诊病例并不多,但鉴于新冠病毒极具感染性,且部分病毒携带人员表现为无症状,因此缅甸需要大量的检测试剂来筛查感染者。他说,缅甸没有能力生产检测试剂,中国此次捐赠大量试剂,将使缅甸可以开展更多的检测,助力抗击新冠疫情。
 
据中国驻缅大使馆初步统计,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已向缅甸捐赠16.2万余份核酸检测试剂、395万个外科口罩以及4.86万件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截至5月13日上午,缅甸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180例,死亡病例6例,治愈76例。

5、李银河谈“冠姓权”:要男女平等,谁尊谁卑都不行

一贯被认为是“独立女性”的网红“papi酱”,因为在微博视频中称呼自己的儿子为“小小胡”,遭一些持极端观点网民攻击。他们认为,“papi酱”把对后代的“冠姓权”拱手让给胡姓丈夫,是所谓“婚驴”“胎器”。
 
虽然“papi酱”一直以“独立女性”自标示众,但是在后代姓氏上她有权自由选择,并遵循中国传统习俗的惯例。子女冠姓习俗仅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跟女性独立不独立风马牛不相及。网络舆论没有必要去逼迫她做选择,也没有必要把“冠姓权”作为衡量“papi酱”是否独立的标尺。
 
在中国传统家庭习俗中,男人延续香火,后代理所当然承袭夫姓,这是男权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习俗。实际上,西方很多国家也有这样的传统,而在中国则显得更为根深蒂固。在传统的婚姻当中,男女并非平等,女人嫁入夫家,要遵循“夫为妻纲”的理念,后代“冠姓权”理所当然落在男方手中。这种冠姓方式反映出婚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父母“冠姓权”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是粗略统计,当代中国家庭子女的“冠姓权”绝大多数都是在父亲一方。一些例外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阶层。举一个例子,我父辈相识的一个家庭育有三个女儿,老大随母姓,老二随父姓,老三姓名中干脆就没有姓。这是一个在“冠姓权”上非常前卫的家庭案例。在当代中国婚姻中,教育水平越高,女性地位越高,家庭观念中越会去追求男女平等,子女随母姓是其中一个表现。
 
中国家庭在子女“冠姓权”问题上已经开始发生观念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追求独立的女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随母姓。其实,“papi酱”与配偶完全有可能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男主女从,也不是女主男从,“papi酱”有“冠姓权”,其配偶也有“冠姓权”。
 
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认为,女人在家庭中生儿育女、甘于奉献,是所谓“婚驴”“胎器”,这就过分了。在传统习俗当中,女方于家中奉献较多。我们也注意到,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正在改变传统家庭分工格局。比如,我们做过一项城市家庭夫妻地位的调查发现:20%的家庭中男方权力更大;20%的家庭中女方权力更大;其余60%的家庭男女权力不分上下。这说明,在现代中国城市家庭中,性别因素对男女的家庭地位已经丧失影响力,决定夫妻权力地位高低的已经是其他因素了,比如谁的教育程度更高,谁的养家能力更强,谁就能在家事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性别因素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社会学研究将夫妻关系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男尊女卑,一种是男女平等。男权强大的国家有些甚至还有实行一夫多妻制。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一向属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类型。比如古代女人的名字不能进入祠堂,女性先辈在祠堂里不能摆放牌位,祠堂作为宗法制度下同族人祭奉祖先的地方,一向为男人独占。这是男女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中的表现,类似现象在其他男权制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
 
而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关系走向男女平等模式是一个共同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家庭关系正在从男尊女卑走向男女平等,中国在这个文化变迁中可以说走在世界前列。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婚姻法》,其主旨是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主张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启了从传统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家庭关系向男女平等关系的过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夫妻在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分配上越来越平等。
 
“papi酱”因为一句话激起网络关于女权的大讨论,说明现代社会女权意识相当高涨,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观点变得过于偏激,在男女关系中过于注重细枝末节,有点舍本逐末。我们判断一对夫妻关系是否平等,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加重要的方面,如家庭重大事情的决策权、男女人格是否平等等等,而不必对细节吹毛求疵。
 
怎样判断一个女性是否独立?应该看她在社会上、家庭中与男人是否有实质上的平等。女权主义运动中有很多流派,有些激进,有些温和。这些千差万别的派别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或称为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男女平等。如果我们要把男尊女卑改造为女尊男卑,那就太过分、激烈、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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