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古墓发现过仙桥
近日，考古人员对湖南省宁乡市坝塘镇南芬塘村杨家湾古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一座东汉墓葬和一座北宋夫妻合葬墓。
考古人员发现，夫妻合葬墓的两个墓室之间有一扇俗称为“过仙桥”的小窗，表达了古人对来世再续姻缘的期待。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日本共同社刚刚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25日晚间的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解除基于新冠病毒特别措施法在北海道、埼玉、千叶、东京、神奈川5个都道县仍在持续的紧急事态宣言。政府上午召开向专家倾听意见的咨询委员会，就解除征询意见，并获得了同意。
报道称，紧急事态宣言4月7日首次发布。5月16日扩大至所有都道府县，5月4日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31日。本月14日对39个县、21日对近畿地区3个府县解除宣言，剩下5个都道县维持至今。
在前述5个都道县，新增感染情况存在差异，但经济再生担当相西村康稔在咨询委员会上介绍称：“分析感染情况并综合判断的结果是，可以认为在所有都道府县都已无需实施紧急事态宣言了。”他表示，宣言解除后“大约每3周对地区的感染情况进行一次评估，分阶段放宽避免外出和举办活动限制”。
他还表示拟呼吁到5月底避免跨都道府县的活动。
共同社称，西村下午将向国会就解除方针进行事前报告。安倍晚间将召开记者会，就解除理由、防备第二波疫情的医疗体制构筑等工作进行介绍。之后将在对策总部会议上正式决定解除宣言。同时，政府拟发表关于恢复社会经济活动的看法。
2、“改旧习”“倡新规” 北京餐饮业分餐进行时
2、“改旧习”“倡新规” 北京餐饮业分餐进行时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张骁)6月1日起将施行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规定，要推广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北京餐饮业掀起“改旧习”“倡新规”分餐风潮，得到消费者积极响应。
北京市4月底下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后，在京餐饮连锁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迅速恢复堂食。在北京前门一家知名烤鸭老字号门店内，赶来“尝鲜”的食客不难发现，不仅桌位距离拉大，而且每人面前放着一双私筷、一双公筷，配菜酱料也各有一碟。
“中国人好热闹，喜欢聚餐，这不需要排斥，但多了公勺公筷，就多了安全卫生。分餐制推广多年，今年落实效果最好。”烤鸭店经理周延龙说。
推广分餐制需要政府引导、百姓响应，更需要商家主动创造条件。记者在北京莲花桥一家中式餐厅包间看到，餐厅在“源头”做功课，不仅凉菜分小碟上桌，习惯“合餐”的“热乎菜”也没有整份提供，这和疫情发生前完全不同。
“像老汤炖豆腐这种汤菜，现在都由厨师和服务员推车到包间，按客人需求盛入小锅分餐。不具备分餐条件的菜，我们引导顾客使用公勺公筷。”餐厅经理彭华强介绍，餐厅已在显著位置张贴倡议书，对员工进行培训，将分餐操作流程标准化。
“对顾客来说，分餐就是中餐当西餐吃，大锅变成小锅，是就餐方式的一种改变。但对商家来说，分餐还涉及餐厅服务和成本核算。”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分餐会影响备餐速度和用餐体验，商家要进一步添置餐具，增加服务效率。
记者发现，在北京多数餐厅将分餐纳入日常管理体系的背景下，随着夏日到来，一些市民青睐的中小规模餐厅尤其烤肉店还没有开始分餐，商家没有提供公筷公勺，顾客也没有主动索要，因而成为分餐制推广的“攻坚区域”之一。
“北京商超餐饮等公共场所要落实好行之有效的常态化防御措施。不能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而淡忘防控，而是贵在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养成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日前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3、胡成中代表建议高速公路分时段收费，减轻社会通行负担
3、胡成中代表建议高速公路分时段收费，减轻社会通行负担
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5月发布《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以“全面ETC化”为主要特征的我国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快速推进。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认为，高速公路“一网通行、一路畅通”的美好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但在改革方案的落地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操作层面的不到位、欠周全现象，给广大群众、企业造成困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通行负担。为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胡成中提交了《关于优化高速公路“费改”政策 减轻社会通行负担的建议》。
胡成中认为，上述操作层面的不到位、欠周全现象具体表现在：
一是收费标准不够透明。目前，我国收费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14万公里，虽然各省都公布了按车型、路段计费的具体标准，但由于构成复杂，一般公众很难估算行程的准确费用，对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费用错收维权等合理需求构成了障碍。
二是收费方式不够人性化。ETC“分段计费”变成了分段收费，一趟长途行程能在几天内陆续收到几十条扣费信息，而高速出口处又不能实时显示总计费用，开具发票流程繁琐。与此相比，人工通道却能实时结算全程费用并提供发票，电子化的便利得不到体现。
三是实际收费有所加重。胡成中说道，“实行电子化收费、撤销省界收费站，由于减少了人工成本，总体收费应当有所下降。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务院的‘实施方案’明确把‘提效降费’列为原则之一，这既是呼应人民期待，也是建设交通强国的应有之义。但在执行过程中，有关单位对‘提效降费’原则的贯彻似乎并不积极，反而以‘通行费总体负担不增加’、‘有升有降’为由含糊回应社会意见。”
胡成中称，以德力西新疆交运公司“乌鲁木齐-石河子”客运班车为例，总共150公里的路程，费改后55座客车的通行费上涨了近三分之一，明显加重了客运企业的经营负担。此外，货车“计重收费”改“按轴收费”后，由于空载率的问题、重货轻货的差别问题，很多物流企业都反映运输成本上升了5-15%左右。由于客运票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定价，企业不能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旅客，只能自行承担压力。而物流是市场定价，目前已经有价格上涨的迹象。2019年，我国累计完成货运量534.04亿吨，其中公路累计完成货运量416.06亿吨，占比约78%，货运价格一旦普遍上涨影响波及面甚广。
为此他提出建议：
一、用好用足“互联网+”，让数据多跑路，少给群众添麻烦。交通运输部掌握着全国的路网信息，完全可以整合数据，通过自建平台或者委托互联网领军企业为全国用户提供一张完整的线上模拟路网，群众只要输入车型信息和起止地点，就能准确显示推荐路线和收费情况，少收不补、多收必退，杜绝糊涂账，让群众放心大胆跑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要能够入口记名、出口结算，全程费用一次性实时显示，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任由自选。
二、坚守政策初心，落实好“提效降费”原则。不能以“总体不涨”为由，含糊地回应群众反映，而要让社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降”。长期以来，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近年来通过努力已从2012的18%降到2018年的14%左右，但仍是同期美国的1.75倍，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建议交通部门“开门议事决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行业组织、客运和物流企业代表座谈咨询，听取意见，及时修订政策执行的细节问题。特别是针对各省出台的新收费标准，国家层面要有监督检查机制，对照改革前后的账本，仔细审查定价的依据是否合理，有没有体现“降费”原则，发现确实加重群众和企业负担的不合理标准，及时予以纠正。
三、细化施政举措，用好价格杠杆。全面电子化收费，实际上也为分时定价、引导错峰通行创造了条件。以日本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公路为例，凌晨时段的通行费是其他时段的七折。建议有关部门参考其他国家高速公路运营收费的成熟经验，针对客运和物流这两个社会牵涉面较广的行业，制定相应的分时段收费政策，一方面用优惠价格引导错峰用路，另一方面也尽量减轻相关企业的通行负担，避免新增成本向其他行业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