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车离京将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1、今起乘火车离京将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从6月16日起，北京疫情防控响应级别已调整至二级，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北京市明确，市民离京须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6月19日凌晨，记者从12306客服热线了解到，自6月19日零时起，从北京地区火车站乘车离京，将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若无证明文件，将不予办理乘车。
在昨日上午北京市召开的新冠疫情防控第124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再次重申，全市人员原则上坚持“非必要不出京”，确需离京的，须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包括民航、铁路和公路等多种途径。
当天下午，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就宣布已经开始实行此项防疫要求，所有离京旅客，必须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工作人员将现场查验。
6月19日凌晨，记者从12306客服热线了解到，中国铁路北京局已实行最新规定，自6月19日零时起，市民从北京地区火车站乘车离京，将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若无证明文件，将不予办理乘车。
如果乘客是在6月16日20时之前预订的车票则可办理免费退票，此后购买的则会收取相应的手续费。
今天早上6点20分，记者在北京站看到，车站入口和售票、退票窗口前都已经张贴了公告，告知乘客进站乘车必须提前准备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旅客都没有事先准备核酸酸检测阴性证明，只能办理退票手续。
北京涉疫三类人群严禁出京
今天上午，北京市召开第124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绪宏表示，严禁涉疫人员出京，主要涉及：①有相关症状人员，②新发地市场密切接触人员，③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恢复所有小区卡口设置
社区管理方面，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副组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介绍， 加强社区村封闭管理，恢复所有小区卡口设置，24小时值守，出入口严格测温等措施，本小区居民凭出入证进出小区。
家政、房屋中介、装修等家政服务人员，持健康宝绿码进入。中高风险街乡小区，外来人员禁止进入。
关闭高风险街乡辖区内单位宾馆
就高风险区域的人员管控，张革表示，严格高风险人员管控，对密切接触者，严格核酸检测。治愈出院者，隔离14天观察。往来新发地人员做核酸检测后，观察14天。外省区市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禁止进京。
发生疫情的场所，视情况停工停学停业。关闭高风险辖区内的单位、餐馆、宾馆。
宾馆不接受外省份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入住
此外，北京将严格宾馆酒店健康管理，张革称，不接受14天内从外省市区中高风险地区进京人员。
从武汉市进京返京人员，需要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低风险地区人员进京返京，需持健康宝未见异常。
对出入新发地人员进行购票限制
出行方面，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表示，民航、铁路部门对全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以及5月30日以来进出新发地批发市场和与市场工作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实行购票限制。
严禁三类涉疫风险人员出京
潘绪宏进一步介绍，北京市公安局进一步严格出京管理，严禁涉疫风险人员出京。
主要包括三类人员：一是全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和有发热症状人员。二是5月30日以来进出新发地批发市场和与市场工作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三是中高风险街乡镇人员。全市其他人员原则上坚持“非必要不出京”，确需离京的，须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严格出京管理并不意味着封城
严格出京管理，是否意味着封城?对此，潘绪宏表示，对相关人员的严格出京，但不意味着封城。本着对兄弟省份负责的态度，北京主要对全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和有发热症状人员;5月30日以来进出新发地批发市场和与市场工作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中高风险街乡镇人员等三类人员进行限制。
他称，北京核酸检测机构多，市民确实需要出京的，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出京。
有商户土豆涨价4倍多，被罚款10万元以上
生活物资供给方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况旭介绍，近日，有商户将1.3元进价的土豆最高按6元每斤销售，性质恶劣，东城执法局做出10万元以上处罚。
6月18日下午，北京召开疫情防控第125场例行新闻发布会。
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吴尊友：北京疫情控制住了
三天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三天将决定北京疫情走势，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天，北京的疫情是否控制住了？
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5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明确告诉大家，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吴尊友表示，每天新诊断报告病例不等于新感染的，对发病时间分析可知，大部分在几天以前就出现发病症状，从感染到发病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昨天的21个人都是在6月12日以前发生的感染。
如果把病人发病时间在做一个曲线，高峰发生在6月13日。
那是不是明天就没有病人报告了？不是，还会有，这些病例都是对既往感染病例的发现。不是新感染的病例，但病例数会越来越少。
吴尊友：北京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又会出现武汉一样的疫情
北京新增病例属于正常的疫情反弹么？6月18日下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125场召开，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做了回应。
吴尊友介绍，北京出现这波疫情，一方面在预料之中，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零星病例，由于全球疫情仍然处在高流行阶段，平均每天新报告十几万人，只要有境外输入的风险，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输入病例，及引发的小规模聚集性疫情。从这一点说，是正常的。
他还补充说，但是，有一点超出我们意外，就是又发生在批发市场，出现这么多病例，好在北京市响应及时，第一时间锁定源头，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切断继续传播，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北京市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北京又会出现年初武汉一样，甚至更为严重的疫情。
吴尊友：新发地市场卖水产人员感染数量多、时间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疾控人员对确诊病例、特别是来自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按照职业发现，卖水产的人感染人数相比其他的人要多，其次是牛羊肉，再次是其他。此外水产类工作人员的发病时间较其他一类也要早。初步分析低温、湿度大的环境比较适合新冠病毒存活。
北京通报典型病例：一家餐馆7人确诊
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5场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了一起因到新发地市场采购物品而感染确诊人员引起的聚集性疫情。
庞星火说，有一家餐馆，共有员工7人，其中2人为厨师，1人为采购兼厨师，1人配菜兼收货，3人为服务员。这7名员工每日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每日9时至22时都在餐厅工作，剩余时间在同一住所居住休息。
其中邓某某，男，37岁，重庆人，为该餐馆采购员兼厨师，负责到新发地市场进行采购，其余6人均未到过新发地市场，但与采购员邓某某和采自新发地市场的物品有密切接触。6月13日邓某某出现腹泻等症状，6月14日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天坛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根据患者流行病学史、肺部影像、血液检查等诊断依据，6月15日诊断为确诊病例。截至6月17日，邓某某所在餐厅的全部7名员工均诊断为确诊病例。
这起疫情涉及的7例病例不仅在相同场所工作，而且居住在同一住所，日常接触频繁，经研判这是一起因接触去过新发地市场的人员及购自该市场的物品而引发的聚集性疫情。
2、蒙古国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204例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霍文】蒙古国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尼玛呼6月19日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宣布，3名从蒙俄边境阿勒坦布拉格口岸入境的货车司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分别为1名蒙古国籍、1名俄罗斯籍和1名白俄罗斯籍。蒙古国新冠肺炎患者累计增至204例，其中包括法国、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公民。截至目前132名患者治愈出院。
据悉，蒙古国旅居外国的公民超过19万人。2月1日以来，蒙古国政府应本国公民请求，通过铁路、公路和派出专机等运输方式，累计从外国接回约1万人。目前有约1万名旅居外国的蒙古国公民申请回国。蒙政府陆续派包机赴相关国家接回本国公民。
2月13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蒙古国进入部分地区防控疫情高度戒备状态。3月22日、4月28日，蒙古国将防控疫情高度戒备状态分别延长一个月，期间停止所有集体活动，停运所有国际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禁止外国人进入蒙古国。5月25日蒙古国紧急情况委员会会议决定，将防控疫情高度戒备状态延长至6月30日。
3、学术报告：美“涉疆法案”完全是精心炮制的“语义游戏”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 范凌志 刘欣】当地时间17日，《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然而，这部“法案”在专业人士看来粗制滥造、漏洞百出，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晏青19日发表研究报告，认为这部“法案” 在概念、逻辑和事实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完全是一场精心炮制的“语义游戏”。
事实硬伤：“信源合法性不足”和“信源缺乏多方印证”
“我们关注到，从2019年开始，‘法案’的不同的版本中存在着‘事实’难以自圆其说，逻辑和信息等重大问题。”晏青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该报告是他的团队从5月初开始做的。
“始于偏见，终于谬误”，晏青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以此为标题，阐述了该报告开篇提到的一个问题：“法案”所述“事实”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具体是什么原因？报告认为，“信源合法性不足”和“信源缺乏多方印证”是该“法案”的硬伤。“比如就所谓的中国关押穆斯林的数字，在第一个版本中为80万-200万；第二个版本中是200万，最后的版本是超过100万，通过调查这些数字的来源，我们发现，基本都是来自于美国出资支持的智库，NGO，反华媒体等。”晏青说。
正如晏青所说，“法案”“SECFinding”部分所列举的数据与情况，基本来自美国政府部门或其支持的媒体、基金会。据美国网站“灰色地带”的报道，美国控制的这些机构或组织名单包括自由亚洲电台、世维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研究报告以自由亚洲电台为例，指出该机构由美国国会授权设立，资金来源于联邦年度拨款。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中情局全球宣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它的可信度，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副手凯瑟琳·达尔皮诺（Catharin Dalpino）说，自由亚洲电台是“在浪费钱”，因“自由亚洲电台严重依赖流亡中的异议人士。”
而对于“信源缺乏多方印证”，研究报告指出，“孤证不立”这一原则表现在新闻采写中，是指除了采访核心信源，还需以多个信源交叉印证，这也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操作规范，“当一个信源反映的事实或观点和美国政府的偏见认知、意识形态需求一致时，他们就往往会选择性地选取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意识形态的偏见导致该法案以单一信源信息构建其事实基础。”
研究报告表示，美国政府通过机构设置、政治庇护、资金支持等各种形式，对这些基金会、媒体和记者进行收编，报告同时提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故意忽略这些信源的不可靠性，“美国媒介批评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认为美国主流新闻事业已经一步一步的堕落，把美国的公共生活彻底描绘成一场赛马。不但如此，这些新闻媒体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显然与新闻媒体应该奉行的基本信条相背离。”
暗色调、诡异音乐……西方媒体是如何污名化中国反恐的？
严重的可信度问题导致这部“法案”的出炉过程充满摇摆，在成为“法案”前，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三个“法案”版本（2019年9月11日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第一个版本的法案S.178 ES，2019年12月3日在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第二个版本S.178 EAH，随后法案交回参议院进行修改，最后发回众议院形成第三个版本S.3744），研究报告提到，这其中对一些内容进行多次修改，例如，第一版“法案”中指责中国政府未对2017年、2018年发生的几起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第二版“法案”又将这些“罪状”一一删除，说明国会没有相关信息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在修改过程中放松了进出口管制。最新版“法案”删除了进出口条例和技术出口的限制，转向对中国公民进行出入境限制和资产封锁。研究报告认为，这种修改表明美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依赖于中国市场。
研究报告称，这可谓是“为了制裁而提出制裁”，“法案笼统泛化的事实描述，或许意味着美国国会在法案起草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事实核查工作。从一系列的改动来看，美国国会并未掌握准确而全面的事实，因此只能对法案条款进行修改。”
除了毫无可信度的信源，该报告的叙事方式也颇具“技巧”，极具煽动性，研究报告归纳了三种方式：“与负面的语义系统连接”“话语区隔与双重标准”“羞辱文化与煽动暴力”。比如，“法案”以二战时期针对纳粹德国的词汇来框定中国进行话语生产，从而将涉疆问题引入到历史上的种种惨痛记忆和负面语义系统之中，西方媒体以“集中营”来指代“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实际是一种语义连接的政治实践，“‘集中营’这个词汇会直接、粗暴地将中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行动与历史进行连接，将现实概念化、抽象化。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就被有意地过滤掉了。”
再比如，BBC中文记者去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所见所闻皆是培训人员良好的状态和精神风貌，但记者错误使用“声画对位”技术，画面呈现是好的，解说词都是负面的，以剪辑技术把偏见硬生生地嵌入新闻报道，暗色调、诡异的视频音乐，将中国反恐努力描述为“邪恶”国家的“反人性”之举。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区隔，把中国反恐排挤在世界和平、反恐等话语之外，对中国的双重标准便应运而生。
此外，研究报告还指出，法案使用“任意拘禁、虐待、骚扰”“酷刑”等语言，描述一种令穆斯林居民感到“受辱”的情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份遭到蔑视，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激发新疆穆斯林居民的“羞辱感”，这种煽动会让新疆的稳定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法律只是美国在谋求世界霸主时的一个工具
“该法案所依据的事实在真实性上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窥见美国政府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霸权。这种偏见和霸权框架，决定了法案的整个书写是一场难以实现逻辑自洽的文字游戏。”研究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反恐怖主义实践被西方国家诟病。美国出台《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可视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惯性使然，以及霸权逻辑的延续。“法案”以《2018年亚洲保障倡议法》为依据，强调制裁中国的必要性，这恰好证明“维吾尔人权法案”是一系列涉华法案的延续，旨在维护美国在中国乃至亚洲的霸权和利益。
报告最后认为，美国利用服从美国控制的基金会、媒体的信息，试图建构西方世界对中国新疆的叙述方式和基调。但是，法案过度依赖美国控制的基金会、媒体等单一信源，缺乏来自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尤其缺乏中国的核心信源；更甚者，法案对谣言不进行有效甄别地采用，可见该法案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可靠事实支撑的文本。从这个角度看，法律从来都是美国在谋求世界霸主之时一个可供驱使的工具。
